曲阳是中国石雕艺术之乡，白石雕刻尤为著名。从西汉开始，曲阳人开采当地白石，走上雕刻之路。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。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汉白玉石俑，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曲阳石雕。

　　北朝时期，曲阳成为北方佛教造像中心。北魏晚期开始大量出现白石佛教造像，至东魏北齐，又普遍运用了镂雕、描金彩绘、圆雕大像等技法，艺术水平达于高峰。

　　隋唐时期，曲阳石雕趋于纯熟自然，人物形象或挺拔刚健、或婀娜多姿，雍容华贵，别开生面。五代王处直墓出土的伎乐图女伶丰腴饱满，浮雕门神威武雄壮，气韵逼人，不逊盛唐，世所仅见。

　　元代，代表曲阳石雕最高水平的杨琼主持了元大都建设，石雕艺术在建筑领域大放异彩，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，影响及于以后各代。

　　明清两代，京城的宫殿、亭台、牌楼、庙宇、桥梁等建筑中，曲阳石雕无处不在，遗存至今。

　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毛主席纪念堂等为代表的当代建筑，深深镌刻着曲阳工匠的印记。

　　西汉时期，曲阳人采黄山白石，走上雕刻艺术之路。1968年， 在满城县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室，出土了5件汉白玉石俑，其中男俑3件，女俑2件。这些石俑均呈跪坐姿态，它们的五官、衣纹雕刻得都非常简单，但气韵生动、朴实自然，充分体现了汉代石雕依石拟型、琢刻简炼、古拙质朴的时代特点。

　　北魏晚期，曲阳开始雕刻白石佛像。这一时期的造像多为“秀骨清相”背屏式，背屏边缘饰火焰纹，基座有跌床式、束腰长方形、长方形三种。佛像高肉髻，发髻有水涡纹和光素两种，面容清癯，神情内敛，身躯瘦削，穿褒衣博带式袈裟，若有飘然出尘之感，而菩萨则头戴宝冠，身躯消瘦，身披帔帛，跣足立于莲台上。

　　东魏时期，佛教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，造像需求也急剧扩大。曲阳地近邺城，有上好的雕刻石材和世代传承的雕刻技艺，因而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区域。东魏时期的曲阳造像身躯渐趋丰圆，神态和霭可亲，复杂的衣纹趋向简练。弥勒佛像数量减少，观世音菩萨像数量剧增，半跏思惟菩萨像、镂空龙树背屏式造像等新的造像题材和样式不断涌现。

　　北齐是曲阳佛教造像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，造像的题材和形式更加丰富，雕刻技法上也有了很大进步，既有精美绝伦的镂空雕白石佛像，也有大气磅礴的巨型造像。北齐时期的佛像衣纹疏简，肌体丰圆。双身造像和一铺多身造像大量出现，飞天、宝塔、盘龙、菩提树、双狮、力士、化生童子托举博山炉、神王等图案被广泛使用，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，成为这时期曲阳石雕的典型特色。

　　唐县大寺城涧村出土双观世音均头戴三叶宝冠，面相丰圆，一手持莲蕾，一 手提 香囊。袒上身，下着裙，帔帛于腹前结节后下垂，跣足立于单瓣莲台上。背屏上残留有红色彩绘。基座正面浮雕双力士、双狮和博山香炉，背面刻发愿文:“天统三年 (567年)十月十九日，邸道洛夫妻在禁，)>

　　唐县大寺城涧村出土双观世音均头戴三叶宝冠，面相清秀，一手持莲蕾，一手提香囊。袒上身，下着裙，帔帛于腹前相搭后下垂，跣足立于莲台上。背屏上彩绘莲花、头光和火焰纹饰，基座正面彩绘双狮和博山香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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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隋唐五代时期，曲阳石雕达到高峰，无论是雕刻技艺还是雕刻规模都远超前代。隋代造像延续北齐风格，衣纹更趋简化。唐代造像一改前朝风格，丰满健康，呈现出高度个性化和写实性的特点，充满动感与活力。唐代背屏式造像急剧减少，圆雕造像成为主流，束腰仰覆莲座取代长方形基座成为主流。五代王处直墓出土的武士门神、散乐图、奉侍图等浮雕丰瞻华美，尽显大唐余韵。

　　散乐图有人物15人。乐伎丰腴圆润，均梳高髻，簪珠花，着长裙、披帛巾，持笛、琵琶、响板、箜篌等乐器。司仪戴幞头，持长杆指挥众女合奏。前有孝子二人。

　　奉侍图由14人组成。侍女手持壶、托盏、障扇、方盒、拂尘等各种日常生活用具，衣裙飘逸，充满动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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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菩萨头戴三叶宝冠，缯带顺头两侧下垂至肩，肩部有圆形饰。帔帛绕双肩垂至腹前扭搭后再下垂，然后反折向.上绕双臂后再垂到莲台。颈佩项圈，上身穿 僧衹支，腰系带，下着裙，跣足立于莲台上。方形基座正面浮雕双狮、化生童子奉托博山香炉。造像延续了北齐风格。)>

　　尧城镇村西河故道出土 这尊力士头戴冠，身披帛带， 袒上身，腰系带，下着短裙。伟德app头极力扭向身体右侧，双目圆瞪，呈愤怒状，身体肌肉突起，刚健有力。 右臂回屈，右手搭于左肩，左臂 后伸，两足前后分开立于方形台座.上。力士原为印度古神，身躯强壮，力大无比，佛教中用作佛之侍从，护持佛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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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宋辽时期，曲阳石雕的发展趋于平缓。佛、菩萨造像少有创新，伟德app而风格也更加世俗化，罗汉造像却较为出色，高度写实，仿佛是现实生活中的修行僧侣。元朝定都北京，为曲阳石雕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，雕刻重心由此转向建筑装饰领域，影响深远。

　　明清两朝定都北京，为曲阳石雕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宫殿、亭榭、寺观以及陵墓等建筑的大量兴修，需要为数众多地石匠，曲阳地近京城，又是传统的雕刻之乡，因而被征召入京的石工匠也最多。元明两朝实行匠藉制度，匠人子孙世代不得改业，虽然限制了石雕技艺的发展，但也在定程度上保证了曲阳石雕技艺的传承与垄断。北京各地的石栏、石碑、牌坊、华表、螭首、像生等类石雕中，无不深深锅刻若曲阳石工匠的印记。